200年来个人土地的失去与拥有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4日 17:51:09 作者:  有空看历史

十余张地契,详细记载了200年间,家族名下的土地从何而来,又如何变迁。

1951年的这张土地房产权证,清晰明确了家族土地的权属。

1951年的这张土地房产权证,清晰明确了家族土地的权属。

十余张地契,详细记载了200年间,家族名下的土地从何而来,又如何变迁。

春节回先生老家过年,婆婆翻出一个烟黄色旧布包裹给我看,原来是家里小心珍藏多年的十余张地契,最早一张是嘉庆十八年的一张“退地文约”,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我如获至宝,一张张翻开来仔细研究。

契约文书是在中国民间使用长达数千年,既是一种法律文书和私家档案,也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私法规范。

家里的十余张文书纸张均已泛黄,一些年代久远的折缝处已经薄如蝉翼,少数一两张已有破损,所幸纸上字迹依旧清晰可辨。这些年代经久的契约文书,多为家里私有土地的交易文约,可以追溯到先生家自其起七辈以上的族谱脉络,勾勒出家族里的土地变迁小史。

家族土地的来源

先生的老家在北京郊区顺义东部的木林镇坨头庙村,全村316户人家,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据称村里原有一座古庙,村名由此得来。在家里留下来的贯穿200年历史的十余张文契的记载中,村庄的名字从未有过变动。

细细翻看这些文契,凡建国前的内容皆基本相似,契约中载有土地交易的价格、土地性质、地界,并特别强调交易自愿,房款“笔下付清”,永无后悔,鲜明地显示了土地私有的种种权利,和现在中国农村中的土地集体公有截然不同。

事实上,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自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私人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的产权,原则上包括自由使用权(出佃或自营)、自由买卖及遗赠之权。

据赵冈等人所著《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土地买卖或转移时,双方立有契券,以证明产权之转让与归属,也是自汉以来即有之惯例。

这些地契中保存最久的一张,是订立于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二日(1813年)的一张退地文约,上书王型因欠下钱粮(即赋税——记者注)交纳不上,烦中人借刘金贵东钱一百二十吊整。当面笔下付清。“使此钱交完钱粮同中人当面公议言明情愿退与钱粮地八亩刘金贵承种纳粮不与王姓相干”。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私人之间的土地交易,中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里保留下来的土地交易文契,均有中人说合。有资格从中作保的人,多为村中有头有脸的士绅族长。在民间私契的订立和执行中,中人除了履行说合义务,还要承担日后矛盾调解的责任,“如有舛错,自有中人一面承管”。

刘金贵后,刘家地产传至刘自荣、刘玉祥两辈,也就是先生爷爷的太爷和爷爷,并在这两辈人手中完成了大量的土地买卖,逐渐积累起家业。

这些土地买卖大多发生在同族或同村村民之间,交易数量也并不巨大,土地买卖的原因不一而足,多因手头不阔绰需要用钱或家里人丁不够无法耕种。

例如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1875年)发生了一起土地买卖。坨头庙庄张模因正用不足,将粮地一段三亩卖给刘自荣,价格是东市钱一百二吊整。

另一笔土地交易则有些馈赠性质。光绪二年四月初九日,刘自荣的叔父去世,因其出资四十五吊帮助料理后事,因此兄弟叔侄议妥将叔父遗留下来的一块一段三亩大小的坟地给了刘自荣一人之用共四十五吊。契约还特别说明“租随地转”,如果刘自荣日后将该坟地用于耕种,则自交租项。

“租随地转”的说明,在一些土地交易的文书中出现。例如光绪廿年正月廿九日(1894年)的一则土地交易中,同族刘继有“因手乏亲”,将老租地一段六亩兑与刘玉祥名下承种,兑价东钱五百一十五吊整。交易申明“租随地转”,由刘玉祥自便卖家不得干涉。

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一书中,研究者赵冈认为,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到了明清已是彻底制度化了,普遍行于全国各地。业主出卖田地时,往往请求新业主继续让原佃户耕种,并在买卖契书中正式写明。

与土地买卖密切关联的是土地的典押,大体可分为土地抵押与土地典当两种方式。

家里留下的土地文约中,大抵如此。

例如,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二十六日,白瑃因手乏将自置粮地一段六亩和地上的粮食一起,兑价市钱一千七百六十吊整,兑典到刘玉祥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