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织佣之变”中的“激变良民”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4日 16:54:24 作者:  有空看历史

  自万历二十四年,为弥补因连年战事及大兴土木造成的国库与皇室储备空虚,万历皇帝派遣太监担任各地税使,督征商业税之后,中官自此四出,钞关(收税的关卡)遍设大江南北,商民经过,雁过拔毛。

明神宗万历皇帝

明神宗万历皇帝

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丝织业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的葑门,他们的目标是———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将盘踞苏州城的税官揪出来殴杀。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臭名昭著的税官黄建节正在殴打一名进城卖瓜、交不起重税的瓜农,于是怒不可遏的队伍立即向黄投掷石块,当场砸死了他。这就是苏州“织佣之变”惊心动魄的开幕。

苏州的织佣们之所以发起暴动,是因为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两年之前的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我们知道,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相信这些税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入他的个人腰包),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说“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

葛成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与追随者在神前起誓:“今日之事,为朝廷为民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孰能说之。有听我号令者,从,否则,去”,并约定“不侠寸刃,不掠一物”,“分别敌友,不取财物”,将反抗的对象限定于盘剥商民的税官。领导抗税的组织者身上都带着一份“手摺”,上面写着每一个税官的姓名与住址。在葛成的指挥下,反抗队伍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纵火焚烧,来不及逃跑的税官被愤怒的人群拖出来打死。对苏州的良民则秋毫无犯,反抗队伍曾误入一民家,但很快就发现误会了,“首者即率诸人罗拜”。即使在纵火焚毁税官住宅时,组织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准备,防止火势蔓延。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提出来: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到了第四天,即六月初九,发起“织佣之变”的组织者在苏州各个城门贴出榜文,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第五天,葛成主动向苏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朱知府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地方官,虽将葛成收监,却对葛成及他背后的抗税织佣们表达了愧疚之意:“我实不德,以至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朱知府体恤民情的表态,葛成敢作敢当的大义,使得被“织佣之变”搅动起来的苏州城内的惶惶人心很快平靖下来。一场由“激变良民”(台湾历史学者巫仁恕语)发起的暴动,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谢幕,这在中国民变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见的。

明万历年间发生的民变绝不仅仅苏州“织佣之变”这一宗。事实上,自万历二十四年,为弥补因连年战事及大兴土木造成的国库与皇室储备空虚,万历皇帝派遣太监担任各地税使,督征商业税之后,中官自此四出,钞关(收税的关卡)遍设大江南北,商民经过,雁过拔毛。明人周晖的《金陵琐事》记录了一事:有个叫做陆二的行商,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活计。“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陆之草价不过八两,数处抽税,用银半之。船至青山,又来索税,囊中已罄。计无所出,取灯草上岸,一火焚之。”周晖感叹说,“此举可谓痴绝,而心之怨恨也,为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