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竟被本人人劝死!揭秘谁最希望文天祥死

发布时间:  2019年07月08日 17:11:36 作者:  有空看历史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中国”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